那天县城热搜疯狂滚动，说是山顶豪宅挖出个四百六十四平的地牢，还扯上“六千万违建”，评论区骂翻天。
我站在工地外的风里，看着保安横杆升降，手心全是汗，父亲的手在袖口里轻微发抖。
我能听见他指骨摩擦的声音。
他压低嗓音，说那里面有咱给人干活的血汗钱。
我盯着远处那个高墙深院，脑子里只剩一句话：我们该拿回属于我们的。
风把塑料布刮成连片的浪，砸在脚下像嘲笑。
我的手机还在震动，是工作群里拉扯不断的消息和那个热搜推送，粗暴地往我眼睛里灌。
“别急，先弄清楚。”我对父亲说了一句，却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父亲嗯了一声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抽一抽。
事情要从去年冬天说起。
那会儿雪大，农村的路被车碾成泥，母亲裹着棉袄坐在炭火盆旁问我接不接县城那边一个装修活。
她说钱不多，但结算快。
父亲咳了两声，说快就接。
我们小队五六个人，三轮车、旧电锯、锤子钢钉，伙食自己带，热水自己烧，像往常一样往县城去。
当时传说那山顶豪宅背景大，做事稳，钱也多。
甲方说是某集团高层亲戚的别墅，别问，问也没用。
我抿着嘴点了点头，心里盘算着年底欠的人情债。
第一次进那个工地，保安亭里的小伙笑眯眯，递了两双一次性鞋套，说领导来检查，别让土带进去。
院子里铺着青灰色的石子路，别墅半成品，窗洞敞着像空眼睛。
现场经理姓翁，带金框镜，嘴角总挂着客气的弧度。
他说这活是赶工，做完后直接结清二十万。
我问他要合同，他迟疑了一秒，用笔在一张打印件上圈了圈，说都按总合同来。
我扫了一眼，上面盖着某某地产的红章，有效期、结算方式都写着。
我心里落了点地气，准备开干。
父亲手脚利索，爬高架不打颤，六十多的人把年轻人按得服服帖帖。
他不爱说话，只会埋头干，干完抬头看一眼我，笑一下，眼角就皱成一朵花。
那半个月风大，砖墙在风里发响，我们是从早做到黑，指甲缝里塞满泥。
翁经理经常手插着口袋来转，眯着眼看一圈，又笑，说辛苦辛苦。
我点头，不敢多问。
那天晚上收工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门关起来，香烟的味道呛人。
他递我一瓶矿泉水，说小兄弟啊，这活你干得漂亮。
我笑了笑，说那工资就按合同上写的来吧。
他摸了摸鼻子，说公司资金上有点紧，能不能等等。
我愣了两秒，心里一凉，说合同写着是完工当日结清。
他笑意一收，说你也懂行情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资金链都是松紧带。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看不见底。
我说我们不是不懂，只是后面还要开工，欠着钱心里不踏实。
他摆手，说顶多给你先结一半，剩下的下一笔进账了就给。
我当时犹豫。
父亲坐在门外的台阶上抽烟，风把半截烟吹得发白。
我想到过年了，想到母亲攒了半年的鸡蛋，想到妹妹给孩子买新鞋。
我点了头，说那先结一半吧，写个欠条。
他爽快地说没问题。
那天夜里他按合同给了十万现金，还开了一张公司抬头的欠条，写明四十个工作日之内结清剩余十万。
父亲接过钱时，手有点抖，但笑得没声。
我也笑了，觉得事总会过去。
四十天后，我去工地找他，人没了。
保安说他调去市里开会，过几天就回来。
我又打了电话，关机。
欠条上那个红章突然像笑话。
我给总包公司打电话，对方客服声音甜，说我们会帮您记录。
我问能不能安排财务结算，她说需要领导批准。
我问领导是谁，她说不方便透露。
过了两天，我在工地又遇到一个人。
他姓贺，自称是新来的现场负责人。
他拿起我的欠条，看了一眼，像看一片树叶，随手放下。
他说兄弟，我们知道你的辛苦，但你这属于上一阶段的工程款，跟我们没关系。
我说跟你们公司的总合同盖章了。
他笑，说总合同是总包和甲方之间，你们是分包，中间有层层转包，你找你的上家去。
我说我们的直接管理人就是你们，目前法务认定你们承担连带责任。
他说那你去告啊。
他轻描淡写的“告啊”把我胸口按疼了。
我咬了牙，回家路上风吹得人喘不过气。
母亲拿着我的衣服问我是不是又没结到钱。
我没吭声，走到院子里抬头看树桠，灰雾从城里飘过来，像冷水浇下来。
父亲坐在凳子上，鞋底朝上撕泥，慢慢撕，像剥自己心。
他低声说，没事，再去一趟，再问问。
我点头，说我去县里仲裁。
母亲“哎哟”一声，说闹到官府上，有用吗。
我说试试。
那一阵子村里人围在大喇叭下谈论同一家公司的另一个新闻，说某高层的山顶豪宅建得像皇城，地下还藏着房间。
大家七嘴八舌，指指点点，说网上说挖出四百六十四平的地牢，说是逃什么风险用的。
有人笑，说早就该查查他们。
有人骂，说这钱不就是我们这些打工仔、买房人、买理财的血汗堆的吗。
我没接话，只觉得胸口堵得慌。
父亲拉我到一边，说人家背后大树多得很，咱能怎么样。
我说拿证据，走程序，至少比堵门强。
过年那天，姑父来了，提了一袋橘子，笑里有点酸，说借我五万，急用。
他压低声音，说朋友介绍的一个理财项目，年化十二，过了年就能回。
母亲赶紧摆手，说家里没钱。
他眼睛往我这边瞟，笑笑，说你不是跟那些公司打交道吗，帮忙问问，走个门路。
我说这种门路我不走，十二个点谁给你啊。
他冷笑，说你这是没见过大钱。
我也笑，说我见过大坑。
他脸一拉，说你小子别嘴硬，人家都赚了。
他把手机给我看，群里晒收益，晒红包，嘻嘻哈哈。
我问他投了多少，他说先试水，三十万。
我不知道这三十万是哪来的，也不想问。
但心里一个大石头滑了一下。
母亲看着我，说小伟，你给姑父讲讲道理。
我说道理没用，欲望有用。
姑父“啐”了一声，说你就等着看笑话吧。
结果不用等多久。
元宵还没过，村里就有人哭。
姑父一大早背着包，满脸汗地坐到我家屋里，说帮忙，帮忙。
他声音发颤，说那群人把钱卷走了，朋友圈全空了，电话打不通了。
母亲“哎哟”一声坐下，眼中立刻湿了。
父亲叹气，伸手给他倒茶。
我问他合同呢，协议呢，资金去向呢。
他掏出一叠印了蓝字的纸，纸上写着“某某咨询服务协议”“会员权益说明”，压根不是理财。
他以为自己买的是收益，实际上买的是空气。
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忍着火，说谁带你去的。
他说村里老杨，他说上面有人，安全得很。
我拿起手机，找到那个老杨的号码，打过去。
通。
他说，我也是受害者。
我说咱别演戏了，你拿了返点吧。
他沉默了三秒，挂了。
母亲看我，说怎么办。
我不知道怎么就笑了，笑得自己心里凉。
我说报警。
姑父愣了一下，说管用吗。
我说不报警更不管用。
他点头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翻看群里的热搜，那个“山顶豪宅地牢”的话题还在。
很多人把恨撒到屏幕上，骂那些高墙深院，骂那些坐拥资本的人。
我滑着屏幕，心里空空的。
我们家的空瓶子摆在灶台边，像一排骨头。
第二天我去劳动仲裁提交材料。
大厅里人很多，抱着卷起来的法律文本，眼神发直。
窗口的姑娘问我有没有证人，有没有现场照片，是否有工时记录。
我把银行流水、施工群聊天截图、录音都交给她，手心出汗，纸都打滑。
她接过去，说会联系你开庭。
我问多久，她抬头看我，说快的话一到两个月。
我点头，说好。
回到家，父亲正拿着锯子修门，锯齿“咯吱咯吱”，木屑飞出来像雪。
他抬头问我有啥说法，我说等。
他笑了笑，说你看人家网络上咋快，我们这边咋就慢。
我说网络上那是骂，骂完还得回到这儿。
母亲在灶下加柴，火光把她脸照得红彤彤的。
她说我做了贴饼子，趁热吃。
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小桌前，试图把饭咽下去。
就在这时，门外有人喊。
“老许在家吗？”
父亲把门打开，一群人冲进院子，领头的是村书记，小眼睛眯着，笑得尖。
他说今晚镇里要组织去城里维权，去堵那个豪宅工地的大门，你们也去。
父亲一愣，说堵门不合适吧。
书记眯着眼看我，说小伟你不是懂，还能顶个什么用。
我说堵门容易出事。
他说出事了才有人管你，不然你去仲裁，等一年把你拖死。
他身后的老杨也在，虚着眼看我，笑脸让人毛骨悚然。
他说年轻人别书生气。
我看着他，心里的火窜到喉咙。
父亲伸手按了一下我的手，示意冷静。
书记把话说完，夹起一根烟，说晚上八点集合，别让人家看不起。
他们走了，院子又空了。
母亲抹了抹手上的面粉，说去不去。
父亲低头看着桌上的饼子，叹了口气，说咱不去。
母亲的眼有点慌，说你不怕被村里人说？
父亲说被说也不去，我年轻时跟着堵过一次，差点被拉去做替罪羊。
他说那次镇上拆厂子，说给补偿，工人要工资堵了门，结果带头的抓了两个，钱没见着，罪倒落自己头上。
我看着他，有点心疼。
他是那种苦熬过来的，知道哪条路是有刺的。
晚上八点，村口的拖拉机发动声一阵阵响起，灯光晃得人眼花。
有人敲门，我们还是没开。
夜里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夹着远处的喊声，像做梦。
第二天，微信群里全是照片，县城工地口挤满人，横幅写着“还我血汗钱”。
我一张张翻，翻到一张父亲也在里面的照片。
我怔住了，放大看，是他背影像极了父亲。
我冲进屋问他去没去。
他低头笑，说你妈非要去看看，我就拉着人看了一眼，没堵。
母亲白了他一眼，说你看我们儿子紧张的样子。
我放下手机，心又提起来。
到了下午，县里发通知，说请群众理性维权，依法表达诉求。
群里有人说有领导下去协调，有人说工地那边答应三天之内给方案。
更多的人骂，说拖字诀。
我抚着额头，觉得一切都像在泥地里走，动一下都费劲。
这时，表弟小雷发消息给我，说哥，今晚去拍点东西，能上热门。
他学传媒，喜欢拿相机拍这拍那，觉得每一个热搜都是他出头的机会。
他问我去不去，我说不去。
他回我一个“怂”。
晚上十点，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是他趴在山顶豪宅旁边的树后面拍的，镜头晃得厉害，像罐头里的鱼。
远处的别墅有灯影晃动，像有很多人在地下走动。
弹幕飞过去写着“别命啊”“别去”。
他打字说，网上说的那个地牢可能真的有，保安换了一批，看起来更严。
我心里一紧，说别靠近，注意安全。
他回我，放心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表妹，哭着说小雷一夜没回。
她说他出门说去拍一个大新闻，之后电话关机。
我一瞬间脑袋空白。
我套上衣服往外冲，父亲也跟着起来，拿起外套。
我们跑到镇上，先去派出所报了警，警察问了细节，做了笔录。
然后我们又上到那个山顶豪宅外，白天的它像一头沉默的兽，墙上挂着“施工重地”的牌子，风吹得哗啦响。
两个保安站在门口，打量我们，冷冷开口，说私人重地，别靠太近。
我说昨晚有人失踪。
他们看了看，说没听说。
我说我们要调监控。
他们伸手挡我，说我们只负责门口，没权力。
我的拳头捏得发疼。
父亲拉住我，低声说别冲动，先找队长。
我们沿着围墙绕了一圈，找到了施工总指挥部的临时板房。
里面一个胖子坐着，手里捏着烟灰，脸上看不出表情。
我说明来意，他淡淡问我们是谁。
我把表弟照片给他看，他瞟了一眼，说这么多围观的人，谁知道谁是谁。
我忍不住了，说那你们昨晚有没有异常动静。
他抖了抖腿，说工地晚上不施工。
我盯着他，心里那股火翻滚到了喉咙。
父亲把我按在椅子上坐下，他自己站起身，把欠条拿出来放在桌上。
他说我们不是来闹的，我们只是想走合法的路，我们的孩子不见了，你们工地欠我们钱，这些都不是随便一句话就能躲过去的。
胖子抬了抬眼，终于认真看了看欠条，又看了看父亲，眼神有了一点点波纹。
他说老人家，这件事我会通知上面，至于你们的欠款，我给你们对接法务。
他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几句，递给我一个号码，说明天早上十点，你们去城里的法务部，有人接待。
我接过号码，心里半信半疑。
走出板房，阳光照在脸上，刺眼。
父亲说先找小雷。
我们沿着山边走，每棵树后都看一眼，每一个沟都探一探。
母亲也来了，她穿着深蓝色棉袄，眼睛红红的，呼吸时胸口一起一伏。
她看到我们，问有消息没。
我摇头。
她的眼睛一下子湿透了。
那晚，镇上有人讲起别的事。
说村里有人被一个贷款公司催债，说他用老宅为抵押，借了五十万，现如今本金利息滚成一团麻。
那个人是姑父。
母亲坐在床沿，腿悬在床边，脚尖勾着地板。
她问我，你看他怎么那么糊涂。
我没答。
其实是我不敢说真话。
他不是糊涂，他是贪。
我脑子里不断闪回那一摞摞蓝字合同和十二个点。
我突然想起一个事。
年前，姑父来家里借钱时找父亲签了个字，说是证明文件，父亲没识字，信了他。
我跑去找姑父，推门进去，房间满是烟味。
他坐在床沿，脸灰扑扑的。
我问他那份签名的纸在哪。
他愣了一下，眼睛躲闪，说早丢了。
我逼近一步，他后退，说是“授权委托书”。
我笑了一下，说授权谁？
他结巴，说给贷款机构一个证明，说我有固定收入，能还款。
我盯着他半天，心里像有人拿钩子挠。
我问那你抵押了谁家的房本。
他嘴唇抖了两下，说是你们家的。
我听见自己的血在耳朵里一阵一阵打鼓。
母亲站在门口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像瓷娃娃。
父亲坐在小椅子上，手上的青筋突然沉下去，就像一条蛇缩回洞。
他声音小得像蚊子，说你怎么能这样。
姑父红了眼睛，说我也是为了翻身。
他说只要翻身，一切都回来了，房本也回来了。
我笑了，笑得眼睛发酸。
我说你们就是这样，想一步到位，想一步登天。
我一字一顿，说你们懒，不愿意学习和努力，只想躺着赚钱！
姑父脸涨成猪肝色，吼了一句，你一个打工的，能懂什么资本运作。
我盯着他，说我至少知道别拿亲人的房本去做挡箭牌。
母亲捂住脸，肩膀一直抖。
父亲坐着不动，眼神空空。
那天晚上我翻阅了父亲那点碎纸堆。
我找到了那个贷款公司的合同复印件，利息写得花里胡哨，实际年化接近四十。
合同上真有父亲歪歪扭扭的名字。
我靠在墙上，觉得胸腔里有一块石头。
第二天，我带着父亲去县里的法院咨询。
大厅里一台老电扇打着风，风里全是纸味。
咨询窗口的小伙子耐心地听我们讲，建议我们先做笔迹鉴定，如果父亲不识字，签名有瑕疵，可以尝试撤销。
他也提醒我们，如果存在明知银行流水不对、贷款用途不实，那会有刑事风险。
父亲一听到“刑事”两个字，脸白了。
我握住他手，说叔，你按我说的来。
律师朋友给我回了个消息，说先别怕，所有的合同、聊天记录、录音、借款用途证明都留好。
他说这玩意儿是线团，理顺了才知道谁是真老鼠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能被情绪推走。
下午，我按照预约去了那家公司的法务部。
前台笑脸杏眼，手指甲涂着粉色，问我找谁。
我报了名字，等了二十分钟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走出来，自我介绍姓郝。
他语速快，语调平，像播天气预报。
他说公司的现金流确实困难，目前在做资产重整，欠款会统一安排方案。
我问方案是什么，他说保密。
我笑了，说你们的保密怎么老跟我们的钱有关。
他也笑，说您别激动。
我把欠条、聊天记录、施工照片一张一张摊开，按时间线摆好。
我说我知道你们在拖。
我说我知道你们指望我们自己放弃。
我盯着他，说我不会。
他说法律是公平的，您可以走程序。
我说我已经在走。
他点点头，提议给我们先打三万，说做个缓冲。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点头，提出写一个兑付时间表，逾期支付违约金。
他愣了一下，说可以，但违约金不会太高。
我说你写。
他拿出合同纸，刷刷写起来。
我一边看他写，一边听到外面有女人的哭声，隔着玻璃门传进来。
我扭头看，走廊里蹲着一个女人，抱着包，嚎得撕裂。
两个保安在劝她，她直摇头，说还我钱，还我命。
郝看了一眼，脸又恢复平。
签完名字，他起身说，后续我们会安排人对接。
我站起来，拿起合同，心里一点点沉下去。
回家路上，风从车窗吹进来，带着一点草腥。
母亲在门口等我，眼睛里的血丝还在。
她问拿回钱没。
我扬了扬文件，说拿了个承诺。
她叹气，说拿承诺能当饭吃不。
我笑了笑，说能换一口气。
我的电话又响了，是派出所。
说城里的监控调到了小雷最后的踪迹，他的手机定位在豪宅外围的东南角停了十分钟，然后定位就一直在山体上跳，像信号被干扰。
我咽了咽口水，说继续查。
那一周，我们的生活像被切成了碎片，白天跑单位，跑工地，晚上翻资料，翻合同。
母亲开始跟我一样学着收集证据，她把姑父找上门的每一句话录音，她把合同拍下来，拿一本旧本子按页码编号。
她说你出门就丢三落四，我帮你。
父亲则每天去庭前调解室陪着别的工友，劝他们别吵，别闹，用纸和笔，把能记下的一条一条记。
他的字很丑，但认真。
我很少见他这么认真地对待字。
他写，“工钱为命，欠钱人心慌。”
他写，“不堵，不砸，不骂，走路。”
他写，“拿回我们该得的。”
村里人的议论也没停下。
有人说这事没救了，有人说这个公司迟早倒，有人说高层出事了，要洗人设。
更多的人依旧在群里看热搜索笑话，然后关掉手机，继续去地里锄草。
我在想，这些热闹对我们有多大的用。
也许有用，也许没有。
它至少让我们知道，天上有云，云下有雨。
仲裁那天，翁经理来了。
他穿了一身新西装，打了个深色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我看他走进来，心跳一下。
仲裁员是个四十左右的女人，戴着眼镜，声音不轻不重。
她让我们陈述，我们把证据一条一条摆上去。
翁经理坐在对面，双手交叠，嘴角还是那个客客气气的笑。
他承认有欠款，但提出外部因素导致暂缓支付。
仲裁员问他具体外部因素，他说资金流紧张，资产重整。
仲裁员问他是否同意先付部分，他说要向公司申请。
我插了一句，说公司法务已经给了我们方案。
他愣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僵了僵。
仲裁员敲了敲桌子，说你们注意言词。
我闭了嘴。
整趟流程下来，没有惊天动地，但每一步都像在泥里拔腿。
最后仲裁员说，会在十日之内出裁决书。
我点头。
走出仲裁办公室时，我看见楼道里的人，一个个来，一个个去，脸上都有一种被过日子磨出的倔。
母亲说，你爸年轻那会儿，干活结算都是当天拿现金，放在胸口，踏实。
我笑，说现在人都把踏实编成“现金流”。
她摇摇头，不懂。
晚上回家，又有消息。
派出所说，找到了小雷的相机，扔在一片灌木丛里。
相机里最后一段视频是乱晃的光，前两秒有一段地面，像是朝着一个黑洞口拍。
然后是风声。
我盯着屏幕，背脊发冷。
派出所说，周边还没找到人，但会继续找。
我心里骂了句，压住了喉咙里的火。
第二天，县里发布通告，说将对全县范围内的违法建筑进行排查，对重大隐患依法处理。
山顶豪宅被列入名单。
我看着通告上的“依法处理”四个字，觉得它们像钉子。
那天傍晚，队里几个工友来我家。
他们坐在小板凳上，抽着廉价的烟，眼睛发红。
老周说，他家娃要上学，学校催学费了。
老赵说，他老婆在城里做保洁，这个月拿不到钱，房东催房租。
他们看着我，像看一个能掀动一点水的人。
我说我会把裁决书复印给你们，按照流程，你们一个个去申请。
我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声喊上，这声音会被风吹散。
他们点头，有人叹气，有人骂一句脏话。
父亲在边上听着，插话说，年轻的时候他也骂过，骂了十年，骂得嗓子都哑了，没有用。
他说还是要学着写字，学着走路，学着讲理。
他讲理的时候，手还是抖，但眼睛稳。
那天夜里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。
对方声音低，说你是许伟吧。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他说你别查了。
我笑，说你是谁。
他不答，只说你家老父的腿还想要吗。
我握着手机，手心冷得像冰。
父亲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不安。
我把电话挂了，按住心跳，说是推销。
我骗了他，其实我自己也被那句话吓到了。
我明白，这不是玩笑。
第二天，我把录音拿给了警察。
警察问我有没有得罪谁。
我苦笑，说可能我动了谁的利益。
他让我们注意安全，不要走夜路。
母亲这几天晚上睡不着，眼睛红，嘴唇也干裂。
她说你爸老了，我怕他扛不住。
我说我在。
她点头，像是信，也像是不信。
过了七天，仲裁裁决书下来了。
裁决支持我们的诉求，要求对方十日内支付剩余尾款。
这是一张薄薄的纸，却让我们的肩膀轻了一瞬。
我拿着裁决书，翻开看，觉得自己的字也能变得硬一点。
我把裁决书拍给法务郝，他回了一个“收到”。
我说十日内，请执行。
他第二天给我回电话，说公司没有这么快，要等重整方案。
我说那我们申请强制执行。
他沉默了三秒，说你们这样不留余地。
我笑，说给你们留了十日，不够吗。
他叹气，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
我挂了电话，准备材料申请强执。
执行局的人接待了我们，说会冻结对方账户，查封部分资产。
我们交了申请费，心里有个小锣在敲。
这时，县里的通知又来了，说那个山顶豪宅要停工调查。
工地外围的围挡加高了，里面看不到。
我们站在外面，看着建筑像一个巨大而沉默的谜语。
我突然有点害怕。
害怕我们永远拿不到钱。
害怕小雷出不来。
害怕父亲在某个转角突然倒下。
那天晚上，姑父来敲门，站在门外，瞪着我，喉结上下滚动。
他说你别搞那么大，不然我们都会完。
我看着他，咬牙说，我们早就完了。
他眼里闪过恨，说你别装英雄。
我也恨，我恨没早一点拦住他，恨他把父亲拖进这泥潭。
我说你放心，我会把合同和你那点见不得人的东西一并交上去。
他脸色大变，嘴里骂出一句粗话，冲过来要掐我的脖子。
父亲从后面把他拉开，说你疯了。
姑父像泄了气，跌坐在地上，抱着头哭出来。
他哭得像一个被扯掉皮的孩子，一下一下，重。
母亲轻轻叹气，去拿了杯水，放在他旁边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也脆弱。
我们都站在一个绷紧的绳上，随时会掉下去。
几天后，我收到一个匿名快递。
里面有一张施工图纸，上面手写了“地下二层，面积464㎡”，旁边画了密密麻麻的线条和箭头，标注“非登记”“特批”。
我把纸反复看，心里发凉。
这是那个豪宅的地下结构图吗？
上面没有公司名字，没有设计院章，只有一行小字：“备用疏散路线”。
如此专业的字迹，让这个匿名纸张既像证据，也像陷阱。
我把它放进文件袋，送到派出所。
警察看了一眼，说我们会核查真伪。
他也问你从哪儿拿到的。
我摇头，说匿名的。
他点头，眼神里有些沉。
那天中午，太阳很大。
父亲坐在院子里，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，是我给他买的法律常识。
他念得一塌糊涂，但念得认真。
我看着他光秃秃的脑门，觉得那个闪光让我心酸。
他抬头看我，说我年轻时读书少，现在补还来得及吗。
我点头，说来得及。
他笑，说我也要学会讲理。
我笑，说你本来就会，只是没学会用字。
他抬起手，在空气里画了一下，说我们拿回属于我们的。
我点头，心里突然有了一线光。
这个“我们”，不仅是我们一家，也是我们这群在风里在尘埃里的人。
又过了两天，执行局传来消息，说他们查封了一批资产，包含某处高端别墅的地块，冻结了一笔账户。
这算是好消息，但与我们的钱仍有距离。
法务郝发短信，问我们能否延长执行期限，约我们面谈。
我把这个消息给父亲看，他说谈，把话讲清楚。
我们到城里的一个茶馆坐下来，桌上摆了清茶和点心。
郝很诚恳，至少表面上是。
他说公司的确在走重整，如果我们现在一步步申请执行，会影响整体方案，到时候你们的优先权可能会被分散。
我笑，说法律上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债务具有优先清偿权，这是你们签字承认的。
他不急，说我们会把这部分留下池子里，优先给。
我伸手拿了一个瓜子，磕开，味道有点苦。
我说我给你一个月，写在合同上，写明逾期的违约责任，写明执行回转的权利。
他想了想，说这次我们不承诺违约金。
我说那就算了。
他看着我，眼里有一瞬间的疲惫。
他说小伙子，你也别把自己逼太紧。
我说我没逼自己，是你们逼的。
他长舒一口气，说好，我们回去请示。
我起身，拿起包，走了。
那天晚上，小雷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
一个定位点，一句“我在这”。
我盯着屏幕，心“嘭”地一下跳到嗓子眼。
定位是在城南一个废弃厂房附近。
我没多想，抓起钥匙冲出门，父亲也跟着，母亲喊我小心。
我们到了那里，夜深，风把铁皮刮得哐当响。
我打开手电，光在墙上跳。
这个地方以前是做汽配的，现在只剩空的机架和滚油的味道。
我喊小雷，他没回。
我又喊，小雷！
风把我的声音带走。
就在这时，某个角落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我把光打过去，一个人影缩着，像一只被雨淋的狗。
是小雷。
他满脸是土，嘴唇裂开，眼睛里有一种我不认识的光。
我冲过去，一把抱住他。
他说哥，我错了，我差点出不来。
他的声音像刀刮过布。
我把他扶起来，父亲拿出水给他。
他喝了一口，呛了，眼泪往外流。
他喘了几大口，断断续续说，他那天翻墙进了豪宅工地旁的一个坑，里面真的有一个通道，黑黑的，用新浇的水泥封了一半。
他说他以为自己能拍到大新闻，结果里面的空气冷得要命，他脚下一滑，跌进去，脑袋撞了一下。
他说他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人拉出来，扔在这个厂房。
他说那个人没说话，戴着帽子，只留了一瓶水，其余什么也没有。
我听着，心一阵阵发紧。
我问他那人是谁，他摇头说看不清。
父亲扶着他，慢慢往外走。
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废弃的厂房，铁皮在风里哗啦作响，像一面笑的脸。
回家后，我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，把小雷的情况说了。
警察说需要他做笔录，需要去医院检查后再来。
我点头，安排他去镇医院。
医院的走廊里永远有晒不干的湿气，消毒水味像一堵墙。
医生说他有轻微脑震荡，还有轻度脱水，问题不大，多休息。
我握着单子，心里终于慢了一点。
母亲看着小雷，摸他的额头，长出一口气。
她一边自责，一边骂，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。
小雷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父亲在窗口点了一根烟，没抽，就夹在手里让它自己烧。
他说我们该走的是路，不是洞。
他这么说，我笑了，笑得有点苦。
一转眼又过了半个月。
我们按期去了执行局，执行局的人说对方没有按期履行。
我递上申请强制执行的材料，手指抖，但眼神稳。
他们收下，给我们一个回执。
郝也来电话，说公司上面希望再给一次机会，后天会有一个公开说明会，邀请我们参加。
我说我们去。
说明会在一个酒店的会议厅，灯光明亮，巨大的屏幕上放着“资产重整方案说明会”。
台上坐着几个人，面前摆着名牌。
我坐在第二排，前面坐了很多与我一样的人，脸色不一样，眼神相似。
有人拿着话筒发言，说我们的钱什么时候能到。
有人问这是不是画饼。
台上的人不时掀翻资料，声音平稳，说我们已经在积极处理，将部分资产变现，用于优先偿付。
有人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。
台上的人说我们希望有序，不希望有人被落下。
我冷笑一声，站起来，要求发言。
我说先给工人的钱。
我说法律规定了工人工资的优先性，你们连这个都不说清楚。
我说你们可以以任何好听的理由去掩盖拖延，但你们掩盖不了手里的空。
台上有人脸色微变，说我们会考虑。
我拿出裁决书，在灯光下晃了一下，说这是上帝的纸，不是你们的嘴。
会场里有人低笑，有人鼓掌。
郝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
会后，郝把我叫到一边，说你这么做，不怕以后老死在他们的名单上吗。
我笑，说名单那么多，总有一个写着我的名字。
他说你这个年纪，不该这么硬。
我说我不硬，我只是想让我们这些命有点骨头。
他不再说话。
夜里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有车灯在我们后面闪。
我往后看，那车跟了我们一路。
我拐进小巷，那车也拐。
我停下，车也停。
父亲轻轻“嘘”了一声，说别怕。
我把手机打开，按了录音，握紧方向盘，倒车，一脚油门冲到那车旁边，车窗里看不清人。
那车却突然掉头，走了。
我松了一口气，背上的汗一下子冒出来。
父亲笑了一下，说你也学会唬人了。
我笑，说被你教的。
回到家，破门的锁还在那儿吱吱响。
母亲嘴里念念叨叨，说你们做啥都带着命去，我心承受不了。
我抱住她，说妈，我们会小心。
那夜，小雷忽然发了一条朋友圈。
他写，“你以为挖出的洞只有在山顶，你没看见我们每个人心里也有。”
下面配了一张自己在病床上的照片，眼神清澈，嘴角抿着，像个终于学会沉默的孩子。
我点了个赞，没有评论。
第二天清早，执行局来电话，说对方有一笔资金入账，按照优先规则，已经划拨给我们一部分。
数字是七万。
我握着电话，心跳得很快。
我第一时间跑回家，把消息告诉父亲和母亲。
母亲坐在炕沿上，手里的鞋底打起密密麻麻的针脚，笑了，眼里也有泪。
父亲“嗯”了一声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我知道，这只是一部分。
但它给我们的耐心续了一点点油。
过了几天，我把这七万分出了两万给工友，他们的眼睛里突然多了一点光。
老周说买米的钱有了，老赵说房东也软了口风。
他们抓着我的手，说谢谢。
我说别谢我，我们只是按理拿回了属于我们的。
那晚，我坐在院子里，抬头看天空，云像一个翻着身的兽。
风过来，把树叶吹得沙沙响。
手机又震了，是个陌生短信。
“你以为你赢了？六千万只是个洞口。”
我竖起背脊，盯着这短短的一行字。
谁发的，为什么发。
“六千万只是个洞口”，洞口后面有多少洞。
我在想，资本里藏的是账本还是罪。
我站起来，走进屋里，父亲还在翻那个小册子。
他抬头问我，是谁。
我笑，说是风，风吹过来，敲了一下窗。
父亲也笑，说那就把窗关上。
窗关上了，外面的风变小了。
屋里有灯，灯不亮，但暖。
我坐在桌前，把那一摞摞纸整理，按上标签。
我知道这事还远没结束。
郝给我发消息，说下周请你去见一个“上面的人”。
他在消息最后加了一个点，像一个小小的陷阱。
我想了想，回了一个“好”。
我把这条消息给父亲看，他问去不去，我说去。
他点头，说我陪你。
我说不用，太累。
他摇头，说不累。
母亲在灶台边做饭，火光映在她眼里，像两颗星。
她说，别空手去，买点话梅糖，苦时候含一个。
我笑，说好。
那天我买了一袋话梅糖，放在包里。
我坐在车上，心里的声音有很多。
有合理，有愤怒，有疲惫，有不服。
车从我们的村子开向县城，再从县城开向那个等待我的大厅，我看见路边的春花开了又合，把路染成了一条彩带。
我知道，这一切才刚刚爬出一个洞口。
洞口后面，是更深的暗，是更强的风，是更硬的骨头。
我也知道，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工友，我的表弟，我们每个人，都在用不同的方式，一点一点，把自己的手，从泥里慢慢拔出来。
我们会把该拿的拿回。
我们会把该说的说完。
我们会站在风口，眼睛不眨。
那日子会来。
它不会带着大锣大鼓，它不会撒花，它可能只是执行局一个电话里的“已经划拨”。
但它是真。
它是我们肉眼看见的，那一小格一小格，回到手心里的东西。
我把话梅糖放在舌头上，酸味出来，又甜了。
我对自己说，忍一忍，还要走。
走到哪里，就看谁的腿更稳。
会议室的门缓缓开了，我和父亲对视了一眼，一起迈进去。
屋里的人仰着下巴，笑意淡。
有人说，许先生，你坐。
他叫我许先生，我忽然觉得这称呼有点讽刺。
不过没关系。
我们坐下，纸落在桌面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这个声音，像是一个故事，翻到了下一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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