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以为汤加丽的故事，是从一本惊世骇俗的写真集开始的。其实不然，故事的引线，早在她9岁那年被省体操队选中时就埋下了。那时的她，凭借出色的身体柔韧性和体现力，在安徽省青少年运动会上拿了两块金牌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她骨子里似乎总有一种不安分，体操的领奖台留不住她，她转身跳进了舞蹈的世界，从安徽艺校一路跳到了北京舞蹈学院。
在北京，这个充满机遇和诱惑的城市，她嫁给了导演沈东，也顺理成章地踏入了影视圈。可现实很骨感，她在《康熙王朝》里演的青楼女子紫云，在《还珠格格三》里打的酱油，都像投入湖面的石子，连一丝涟漪都难以看见。眼看着青春流逝，事业却停滞不前，一股“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绝”的狠劲儿在她心里冒了头。她需要一个炸弹，来炸开自己沉闷的局面。
这个“炸弹”很快就来了。摄影师张旭龙找到了她，提议拍摄一本前无古人的人体艺术写真。在2001年的中国，这几乎等同于职业自杀。可汤加丽答应了，她或许觉得，与其在无数个小角色里被遗忘，不如用一种最彻底的方式被记住。两人耗费了数百个胶卷，在镜头前探索着光影与身体的界限。她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最后的赌注，押上了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结局的豪赌。
2002年9月，由国家级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《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》横空出世。首印的1。5万册在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，最终销量突破15万册。王府井书店的签售会，人群挤得水泄不通，那场面，与其说是签售，不如说是一场奇观的围观。这本书撕开了当时社会一角伪善的面纱，人们一边在道德上口诛笔伐，一边又忍不住偷偷购买和谈论，汤加丽这个名字，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，成了当年互联网上点击量破亿的“现象”。
风暴随之而来，第一个电话是她父亲打来的。作为一名警察，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是颤抖的，他只吼了一句“你还要不要脸”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此后数年，父女形同陌路，她回家，父亲就躲出去，整个家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母亲的劝解在父亲的固执面前毫无作用，这个伤疤，成了家庭里一个绝口不提的禁区。
“我成了中国第一个‘脱’的人，也成了第一个被千夫所指的人。所有的门都向我关上了，包罗我自己的家门。”
丈夫沈东，最初是支持她拍摄的，或许是出于艺术家的惺惺相惜。但当汹涌的舆论压力几乎淹没了他和他的事业时，当圈内人开始对他指指点点、敬而远之时，最初的理解酿成了无休止的争吵。这份始于艺术的婚姻，最终也因为“艺术”而走向瓦解。2008年，两人离婚，十年婚姻画上句号。
事业上也同样一败涂地。她被一手培养她的东方歌舞团除名，丢掉了体制内的“铁饭碗”。曾经想合作的剧组，如今都对她避之不及。她不是没有挣扎过，在电视剧《大汉巾帼》和《风月·恶之花》里，她依然努力地饰演着角色，但观众的目光，似乎总能穿透她的戏服，看到那个写真集里的她。她被贴上了一个撕不掉的标签。
更荒诞的是随之而来的官司。摄影师张旭龙把出版社告了，因为书的署名是“汤加丽著”，他认为自己的摄影创作权被侵犯。而汤加丽自己，则把那些给她照片打上马赛克的媒体告上法庭，她认为这种“欲盖弥彰”的做法，恰恰是对她艺术创作最大的侮辱和肖像权的侵犯。这几场官司拖了数年，虽然最后都胜诉了，但耗费的精力让她身心俱疲。
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被这场风暴彻底吞噬时，她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，短暂地回到了大众视野。2005年的《欢天喜地七仙女》里，她饰演了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嫦娥。一袭白衣，清冷孤傲，这个形象与她身上背负的争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很多人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脱下标签的汤加丽，也可以如此古典和纯粹。
“人们只记得我脱了衣服的样子，却忘了我首先是个舞者，然后才是个演员。”
但这终究只是昙花一现。2014年之后，她几乎从荧幕上消失了。她回到了自己最初的起点——舞蹈。她不再追逐聚光灯，而是选择在北京开办舞蹈班，成了一名舞蹈老师。她教孩子们如何舒展身体，如何用肢体表达情感，仿佛是在用这种方式，与那个曾经将身体作为武器的自己和解。
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。她一次次地回家，一次次地向父亲道歉，母亲在中间不断斡旋。终于有一天，父亲不再躲着她，虽然父女间的隔阂依然存在，但那扇紧闭多年的家门，总算是为她开了一道缝。逢年过节，她会给父母打电话，问问身体，聊聊家常，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，被小心翼翼地尘封起来。
如今，汤加丽已经快50岁了，依然单身，住在北京一个不大但温馨的小屋里。回看二十多年前那场改变了她一生的选择，她在采访中平静地说，从不后悔。在她看来，那本写真集里定格的，是她最美的青春，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。她用半生的代价，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无论这个名字前面，是赞誉还是争议。
内容来源于51吃瓜网友投稿 |
